公元534年时，为南朝梁大同九年，在吴郡的吴淞江边上有个宅园同，里面住着一个学者，名叫顾野王。
　　当时还没有建吴江县，松陵也没有置镇，地属吴郡，即现在的苏州。松陵的名字来源于“地在吴淞江上，比江颇高，有若丘陵然耳”。三国吴赤乌年间（238-251），上大夫倪让、将军徐杰、司马领濠寨盛斌在太湖东南青草滩上筑寨，松陵就在吴淞江源头的水口要寨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了。
　　这顾野王，梁天监十八年（519）出生，原名体伦，小字阿南。他读书读多了，了解了历史，熟悉了历史人物，特别敬慕汉朝时的顾野王郡长冯服孝，就改名野王，字希冯，就是希望成为冯服孝一样的人物。
　　顾野王出生在官宦世家，历史记载为吴郡吴人，相传世居吴县（今苏州吴中区）光福山又名圭山、龟山，西面有邓尉、铜井、铜坑、聚坞等山峰，蜿蜒环列。
　　祖父名子乔，梁朝时担任过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，为重要幕僚。父亲顾烜，任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，记室是指掌管文书之官，按东汉官制，太尉属官有记室令史，太守、都尉属官有记室史，后世诸王、三公及大将军幕府也设置记军参军。五官掾是州郡属官，掌春秋祭祀，若功曹史缺，或其他各曹员缺，则署理或代行其事，为太守的助手，地位与功曹史相当。顾烜对儒家学术颇有研究，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。
　　顾野王年幼时就很好学，七岁时读《五经》，就能大体上了解书中的主要意思，九岁时能撰著文章，有一次写了一篇《日赋》，被梁武帝手下的亲信、领军朱异见到了。朱异对他十分赞赏，认为他十分奇特，是个天才。
　　梁中大通二年（530），十二岁的顾野王跟随父亲来到了建安郡（今福建建瓯）。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（260），以会稽郡南部设置为“建安郡”，下辖建安、建平（今建阳）、吴兴（今浦城）、东平、将乐、昭武（今邵武）、缓安（今泰兴、建宁二县）、南平、亿、侯官（今福州一带）、东安（今同安、南安一带）等十个县，其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整个福建省。顾野王到了那里，被那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了，撰写《建安地记》二篇，从小显示了舆地学方面的才华。
　　顾野王对学问很是钻研，他博览群书，把经史通篇阅读完毕，记忆力很强，对天文、地理、蓍龟、占候、虫篆奇字，无所不通。同时，顾野王在绘画是也是很有钻研，特别能画人物。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、元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和明朱谋垩的《画史绘要》中都有记载。顾野王的书法也很突出，曾倾心临摹“二王”书法，是魏晋书法传统的优秀继承者。唐窦臮的《述书赋》中评价：“如硗肥之挺质，，俱竹柏之凌霜。今见具姓名草书两纸。”
　　梁大同四年（538），顾野王因知识渊博，被授为太学博士。太学是汉代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。为了安抚饱学通经之士，朝廷特起太学，设博士，用他们来教授生徒，造就人才。不久，顾野王又当上了中将军临贺王萧正德府的记室参军，是他父亲一样的官职。“领军”，东汉时为相府之属军，魏晋时有领军将军，均统率禁军，南朝沿设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各地方官、王府开始设有记室参军，是专门掌管军队里的文书起草、记录表彰等重要工作的官员。
　　宣城王当扬州刺史时，顾野王和王褒都是他的宾客，宣城王很爱他们俩人的才华。王褒，字子渊，是正琅琊临沂（今属山东）人，南北朝文学家、书法家。梁元帝时任吏部尚书、左仆射。江陵沦陷后入北朝，被扣留不复南返。北周武帝时为宜州刺史。在梁时曾写过《燕歌行》等诗歌，描写征战艰辛，赛北苦寒，曾被广泛传诵和摹仿。
　　宣城王建造东府，在造学舍的时候，就命顾野王画古贤图像，王褒书写像赞，二人珠联璧合，被当时人称为“二绝”。
　　六朝时期因事物日繁，言语日增，佛学翻译等原因，造成文字增加与分化，社会用字混乱，文字变异，俗化简化趋势亦是十分突出。梁武帝知晓顾野王的学问，就下令叫他编撰字书。顾野王接受了任务，就开始翻阅大量的资料，搜集考证了汉魏齐梁以来古今的文字体形、训诂的异同。为了静心地编纂，他在吴淞江边松陵建起了住宅，其书房名叫听江轩，在这里专心著述。顾野王十分重视汉文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他在《玉篇》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文遗百代，则礼乐可知；驿宣万里，则心言可述。”就是说文字可以克服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。他还认为正确使用文字，可以“鉴水镜于往谟，遗元龟于今体，仰瞻景行，式备昔文，戒慎荒邪，用存古典”。大同九年（543），书籍成稿，取名《玉篇》。
　　《玉篇》共30卷，是我国继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后又一部重要字典，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。顾野王对魏晋时期异体字收集归类，共收集汉字16917个，这种处理方法被看作他的字书编纂体例特色之一。从体例上看，《玉篇》保存有广征博引的书证材料，具有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参考价值，体现顾氏辞书编纂思想的“野王案”，忠实反映了六朝时期社会用字和使用情况。
　　顾野王用了“互见法”，对于字源和释义都有精到的见解。他的思想开放，对俚语、外来词都不排斥，收入了一些前人所不及见的字和词。《玉篇》实际上开了后氏字典的先河。
　　在《玉篇》里有“谜”字很少有人知道，宋代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的隐语卷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古之所谓廋词，即今之隐语，而俗所为谜。《玉篇》谜字释云‘隐也’。”近代词人况周颐阅得《玉篇零卷》后，在他的《辛巳春灯百谜·序》（1881年刻本）中证述：“秦有卯金之谶，越有庚米之辞，河鱼详左氏之文，井龟仿南朝之制，大抵前人之隐语，即今日之迷言谜之字，收于《玉篇》。”这一材料，进一步佐证最早把民间之中流传已久的“谜”收进字典内并作注释的第一人是顾野王。
　　顾野王在松陵居住的地方，后来也繁荣起来，隋朝时开了江南运河，元朝时建起了三里桥。也因为这里是顾野王著《玉篇》的地方，被称为“顾墟”。
　　相传在梁大同初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就在光福寺基二百余亩，建了光福寺和光福塔，香火极盛。光福塔轻盈秀美，顾野王的后裔唐代光启进士顾在镕在<题光福上方》一诗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苍岛独生白浪中，倚天高塔势翻空。烟凝远岫列寒翠，霜染疏林坠碎红，溪渚或栖彭泽雁，楼台深贮洞庭风，六月金馨落何处，偏傍苇丛惊钓翁。”
　　梁武帝太清二年（548）八月，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。当时正值梁朝政务松弛，防备松懈之际，侯景军队很快就攻破了梁国京都建康城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。次年二月，攻下了台城（宫城），梁武帝愤恨而死。
　　当时，顾野王的父亲刚去世，顾野王在家里守孝，他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很平静，国家有难，不能袖手旁观。于是，他就毅然在家乡扫墓能作战的人，抗击侯军，数百人响应。
　　野王一和，向清瘦虚弱，身高只有六尺，以当今的长度单位来计算，是一个矮个子，但气魄却不小。值此国家危亡关头，他一个文弱书生，带着乡民跟随义军来援京城。服丧期间又过于哀痛，损害了身体，因而，殆不胜衣，但他手执兵器，身披战袍，头戴重盔，上了前线。在讨伐侯景叛军的阵前，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对着叛军慷慨陈辞，讲明君臣之义，斥责叛军的不义行为，高亢激昂，铮铮有声，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的悲壮行为和英雄气概所钦佩。他的确番话引起了叛军的震动，使叛军一时混乱，仓皇失措。
　　京城建康失陷后，顾野王撤往会稽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江绍兴。不一会，又到了东阳，现在的浙江金华的地方。与刘归义合军一处，共同据城抗击叛军。
　　侯景之乱平息后，太尉王僧辩对顾野王大加赞赏，派他使监浙江海盐。相传顾野王曾隐居在海盐亭林镇（今属上海金山），亭林风景秀丽，北有湖曰顾亭湖，南有林曰顾亭林，还有誉为“云间古刹”的宝云寺，即俗称的“大寺”。顾野王在宝云寺附近的高阜上，建茅舍读书，后人称“顾野王读书堆”。读书堆高数丈，模亘数十亩，林樾苍然，边上还有墨池，后人称“野王墨池”。顾野王在那里修了《舆地志》三十卷。后来，当地人们修建了顾公祠，元代成庭珪有诗云：“宝云寺里旧祠堂，自汲清泉酹野王”。
　　为了修志，顾野王收集和翻阅了不少历史书籍和地方文献。南朝时，安福人王孚，曾写了一本叫做《安成记》的书，是江西省最早的地方志之一，顾野王在写《舆地记》时，曾征引该书不少有关古安成的史料。他也为了且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，考察河北浮阳城（治所有今沧县东南东关），得出了如下结论：“浮阳城南有大连淀，魏延兴二年淀水溢注，破仵清邨，因以为地，池内时有鲻鱼，言与海潜通。“《汉唐地理书钞》就是按他所说而记载的。
　　顾野王还研究地方风土人情，对民间的一些方术进行研究。如对有一种人工培植的用来害人的有生命意志的毒物蛊进行了解读。他所撰的《舆地志》载：“江南数郡有畜蛊者，主人行之以杀人。行饮食中，人不觉也。”顾野王认为，江南有养蛊的人，蛊的主人用它来杀人，把它放在人的饮食里，偿不能察觉，而且蛊如果离开了主人的控制，就会对无意间碰到它的人造成比较大的伤害。
　　《舆地志》集地志之大成，代表了南朝地名学发展的最高成就。唐宋时尚有传本，唐代类书《初学记》，宋代类书《太平月御览》、《锦绣万花谷》，地理书《太平寰宇记》，宋元方志如《嘉泰会稽志》、《嘉定赤县志》、《嘉定镇江志》、《至顺镇江志》、《咸淳毗陵志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都有引录。南北朝时代，涌现了比三国、两晋时代更多的地名学家，地名渊源解释是他们撰写著作的必备内容之一。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，可分别以盛弘之、陆澄、刘昭、顾野王为代表。2000年，江苏省政府颁布镇江铁瓮城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依据之一就是顾野王《舆地志》中记载的铁瓮城是“吴大帝孙权所筑，周回六百三十步，开南、西二门，内外皆固以砖壁”。（出自《至顺镇江志卷二》）
　　公元552年，梁元帝萧绎派大将王僧辩、陈霸先攻下建康，侯景兵败被杀。这场史家所称的“侯景之乱”才结束。该动乱历时长达五年，在此期间，各方势力连年混战不止，致使百姓流离失所，死亡无数，千里之内罕见人烟，整个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。
　　侯景之乱结束后，梁元帝萧绎（508-554）对顾野王也很是赞赏，顾野王曾撰《御览》三百六十卷，梁元帝叫宫人各念一卷，曾随驾行，有人称这为“着脚《御览》”。
　　梁太平元年（556）陈霸先当了宰相，当时，顾野王是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，后来转任了府谘议参军。第二年，梁亡，陈霸先称帝，建立陈朝，为陈武帝。陈永定三年（559），陈武帝薨，他的侄子临川王蒨即位，为陈文帝。陈文帝天嘉元年（560），顾野王被敕补撰史学士，不久加官招远将军。
　　南朝梁为陈所代，顾野王在陈朝依然担任着重要官职。从撰史学士招远将军到镇东鄱阳咨议参军、国子博士、东宫管记、太子率更令、大著作、东宫通事舍人、黄门侍郎、光禄卿、知五礼事等。陈后主当太子时，顾野王兼东宫管记，后又为掌管国史馆事，主事撰写梁史。太子是中国古代皇位法定继承人的称呼，又称皇储、储贰、储君。因为太子宫常在正殿之东，习惯上也称为东宫。当时宫内的同僚有济阳人江总，吴国人陆琼，北地人傅縡，吴兴人姚察，都是以才学显著，论著推重的人。
　　相传天嘉年间顾野王作为朝廷官员，奉使来闽，曾泛舟九曲，揽胜诸峰，也曾隐居武夷山著书讲学，传播文化知识，首创武夷讲学之风，据传那里的人知学问就是从顾野王开始的。这次到了这里，顾野王心里特别激动，发出了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”的赞美和“美哉河山，真人世所罕见也”的感叹。
　　武夷山有一种处置死者尸骨的特殊方式，为悬棺葬，对这种富有深厚文化涵容的悬棺葬式，存在着许多令今人无法解释的困惑之处。比如，远古时代的人们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装有尸体和随葬品、重达数百公斤的棺木送进高高的崖壁里去的，就是一个令人“难捉摸”的问题。顾野王对这奇观很是关注，他把武夷山中搁置悬棺的崖洞称为“地仙之宅”，意思是神奇的墓葬之处。他是最早对这个问题提出解释的人。
　　野王年少以笃学至性知名，地物无过辞失色，观其容貌，似不能言，而励精力行，皆人所莫及。第三充国早卒，野王抚养孤幼，恩义甚厚。
　　顾野王呤诗作文，其诗多为乐府。他写女子思情，语言华丽浓艳，其所作大多散佚，今传世仅《芳树》、《有所思》等10首，载《文苑英华》、《乐府诗集》、《诗纪》等，近人逯钦立经校勘增订编入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中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选了他九首诗，都是清婉有致，耐人寻味。其中《芳树》一首，“上林通建设章，杂树遍林芳。日影桃蹊色，风吹梅迳香。幽山桂叶落，驰道柳条长。折荣疑路远，用表莫相忘。”在同题乐府中显得比较出色，王夫之在《古诗评选》卷六中写到：“六句平叙，末两句出意即收。炼格完美，自非小生竖孺所知。”杨慎在《升庵诗话》中谈道：“咏芳树，而中四句，人则多益善，与宗懔《春望》诗相似。”
　　顾野王还有些散文、辞赋，散见于《艺文类聚》等类书之中。其中《虎丘山序》比较出色，它全面地描述虎丘的山水之美，并进而探讨了有关山水诗的创作问题，在游记散文和文学批评史中都有一定的地位。
　　顾野王曾撰《陈史》，他的学问被当时的人所看重，当地不少人曾跟随他做学问。有位在隋朝当越王侗记室兼侍读的陆士季，就曾跟从顾野王学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司马史》、《班氏汉书》。陆士季是当时名流，有《陆士季集》十卷存世。初唐书法“四大家”之一的虞世南与他的哥哥虞世基从小都拜顾野王为师，跟了他有十余年。顾野王也很看重弟子。有一年夏天，顾野王听到蝉的鸣叫声，就叫虞世南题咏。虞世南提起笔来，诗句就写出来了：“垂緌飲清露，流响出踈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顾时野王称声叫好，他说：“此子沉静寡欲，当享大名于天下。”认为他以后会成为了不起的人。虞世南后来官到秘书监，封永兴县子，人称“虞永兴”。能文辞，工书法。编有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六十卷。
　　顾野王最后的官职为黄门侍郎，光禄卿，知五礼事。西汉时，郎官给事于黄闼（宫门）之内者，称黄门郎或黄门侍郎，东汉始设为专官，或称给事黄门侍郎，其职为侍从皇帝，传达诏命。南朝以后因掌管机密文书，备皇帝顾问，职位日重。而光禄卿是指专管酒醴膳馐之事的官。五礼是中国古代对吉礼、嘉礼、宾礼、军礼、凶礼的总称。吉礼指祭祀仪礼，嘉礼指成年和婚姻仪礼，宾礼指宴请宾客的仪礼，军礼指军旅生活中所行仪礼民，凶礼指丧葬仪礼。
　　晚年，顾野王还潜心于写作，编著志书，着手撰著《通史要略》、《国史纪传》，但还没有完成之时，他的身体就不行了。陈宣帝太建十三年（581），顾野王逝世，时年六十三岁。墓在吴县楞伽山即上方山南，也就是现在的苏州石湖澄湾前下周村。墓上下散布着五块大石，最大者长约6米，传为陨石，故俗呼“落星坟”。有一大石镌有清嘉庆八年（1803）钱大昕所书“陈黄门侍郎公之墓”。
　　顾野王死后，皇帝下诏赠他为秘书监。去世一年后，陈宣帝甍，太子叔宝（陈后主）即位。去世三年后，陈至德二年（584），又赠右卫将军。
　　顾野王是南朝大学者，文字训诂学家和史学家，被当时的人称为“鸿儒”。顾野王一生著作丰富，其代表作为《玉篇》三十卷，同时，编篡的《舆地志》三十卷，《符瑞图》十卷，《顾氏谱传》十卷，《分野枢要》一卷，《续洞冥纪》一卷，《玄象表》一卷，《尔雅顾氏音》一卷，《十国都城记》十卷。《通史要略》一百卷，《国史纪传》二百卷，未就而卒。有文集二十卷。《陈书》《南史》上载有传，并誉为“一代之英灵矣。”